父亲是我们依靠、仰视、对抗和最终和解的人。

心理学家莫瑞.斯丹在《男人.英雄.智者》一书中讲到了“父职”原型的四个姿态：有选择的爱、立法者、创造者以及供养、保护、桥梁和牺牲。

与母爱侧重融合的、以铸造孩子核心自体为任务的无条件的爱不同，父爱指向的是分离、他者、竞争和外在世界，它是有选择性和偏爱性的。总会有一个孩子会被选中，成为“被父亲偏爱的孩子”，而一个已经完成母子阶段发展任务的孩子，也在等待和寻找一位对自己偏爱的“父亲”。

这种“偏爱”的感觉犹如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可以在“天父”的保护和指引下，走出出生地，进入埃及，体会对权威的依靠、仰望与服从，但最终会背叛权威，走出埃及，带着对天父的信仰去往自由的“流奶与蜜之地”。

在现实中对个体而言，这种内在“父亲”原型意象会被某个人物激活，这个人可能是真实的父亲，也可能是某个长者或者老师。

他们会成为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启蒙者，以“他者”的姿态将孩子从和“母亲”融合的状态唤醒，孩子在适当的时机（对于尚未走过母子融合阶段的孩子，父亲的目光会成为一种侵入和威胁）看到了父亲偏爱的目光， 这种“偏爱”会激发出孩子内在的“父亲/天父”意象。

借助“父亲”这个桥梁，在和父亲“认同----服从----背叛----和解”的过程中孩子实现了人格的发展，这个过程指向创造力与社会成就。

现实中的父亲就像埃及王，终有一天会被孩子所“背弃”，但孩子会带着对“天父”的内在信仰继续前行。个体最终从“父母的孩子”原型阶段走向下一阶段“英雄”原型，开拓出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家园。

当然，一个男人要承担起这些父职并不容易，正如荣格所说：“每个男人都是父性长河中的一滴水，既承载着上游的全部历史，又折射出下游的无限可能。”每个男性都会受自身的个体化程度限制呈现父性不同的阴影面，信息时代的发展也加剧了父亲身份的认同的不确定性，在《父性》一书中，鲁格·肇嘉提出了当代社会正面临“父性危机”。这包括了男性在父亲角色认同上的混乱、迷茫和不能胜任。

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危机背后隐藏的是“受伤的父亲”。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常见的受伤的父亲原型。

这样的父亲自身可能就缺乏“父亲”的引导，父性还未受到启蒙，还没有从母子的融合关系中脱离。

他们或者呈现出圣童狄奥尼索斯的一面，过于讨好和纵容孩子，无法在孩子面前建立边界和权威，不能帮助孩子从母子融合的阶段分离出来，或者在照顾孩子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比如沉溺于游戏，还没有做好进入家庭承担责任的准备。

这样的父亲也容易被强势的母亲排挤在外，成为一个缺位的父亲，从而也导致了一种家庭创伤的传递。

这是一种被原始大父神力量占据的父亲，也是一种退化的父亲。

与“母亲”角色本身具有自然性和生物性基础不同， “父亲”具有反自然和反生物性的特征，在《父性》一书中，肇嘉论述了父性从史前人类单纯的“精子提供者”到 “农业社会的供养者”、“工业社会的情感链接者”的演化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男性将原本单纯投注于性活动的力比多以及竞雄的攻击性进行转化的过程，正是一夫一妻制和家庭的出现，可以让男人从性交的竞雄者慢慢成为家庭的守护者，在情感的催化下，将性能量和原始的攻击性逐渐转化为文化和社会创造力。

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第一代天神克洛诺斯所代表的就是尚处于“性交竞雄者”的原始父亲意象，被替代的恐惧，会让他们对子女采取一种残忍的吞噬性的态度，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天神的工作就是将这种性能量和攻击性逐渐转化，最终建立一种有文化基础的文明天庭秩序。

文明的发展对男性而言其实是一种反生物性的持续的力比多的“阉割之痛”，就像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要付出每天被啄食肝脏之痛的代价。而这种痛苦的持续性，也说明有一种随时退化的力量存在。

如果一位男性早年家庭的情感养育不足，男性的力比多发展停留在一个原始的阶段，男性也会被克洛诺斯原始父亲原型占据，把子女看作是一种威胁，缺少一种情感的链接，采取一种无情的暴力性的吞噬态度，这是一种男性力量的倒退。

这种父亲过度认同了“父亲权威”的角色，无法展现柔情和脆弱的一面，他们可以承担起主要的父职功能，比如供养、保护、立法者、选择性的爱，对子女有期待和关注，具有牺牲精神，但却无法放下“权威”的姿态，往往是说教大于引导，服从多于共情，阻碍了子女的情感链接。

这其实是男性内在阿尼玛受损的一种表现，也是大多数父亲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亚瑟王关于圣杯传说中有个渔夫王的故事，就呈现了“阿尼玛受伤的父亲”原型。

在这个故事中渔夫王作为圣杯的守护者却无法治愈自己的伤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也是现实中“父亲”们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只是守着“父亲权威”的刻板角色，扮演着父亲，但其实真正的个体的痛苦被忽视。

“大腿的伤口”是一种力比多性能量转化受阻的意象，“荒原”的呈现也说明内在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受阻，父亲的“生命传递”功能受到了损害，被死本能所占据，这也是渔夫王既无法行使职责，又无法从王位上退下来的原因。

传说渔王的伤口是被长矛所伤，“长茅”代表了未被转化的攻击性，预示着过度发展的阳性力量对阴性力量的一种伤害。在电影《阿凡达》中也有类似的“受伤的战士”的意象，而男性必须回归到母性星球，放下盔甲，展示脆弱，和大母神的阴性力量以及自己的阿尼玛链接，才会得到疗愈，并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父亲。

“钓鱼”也是一种想要和无意识中的阿尼玛链接的象征。但渔王即使自己守着圣杯仍无法治愈自己，说明他和自己的内心背离已经太远了，处于一种“否”卦的状态，已经丧失了这种整合的能力，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

“天真者”是指没有丧失自己的本真的人，也是“渔夫王”们已经丢失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被社会角色固化，但也受困于还没有完全和母亲分离，处于“母亲的儿子”的阶段。当他要成为“王”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社会功能，成为“父亲的儿子”，接受父亲的教导，才能从“天真”走向“成熟”，所以“渔夫王”和“天真者”之间是一种双向的整合。而这仍需要女性也就是阴性原则作为桥梁和启蒙。

正是一位女性告诉了帕西瓦尔化解魔咒的方法。“圣杯是为谁而准备的呢”这个问题和“丧钟为谁而鸣”一样直击心灵。

“圣杯”并不是外在之物，而是内在心灵之物。TA不是被守护的，而是需要被传递的。“圣杯”本身是种阴阳整合的象征，既有坚固的外壳也有开放的可以涵容的能力，象征着自性。

当帕西瓦尔向渔夫提出问题，渔王就有机会说出自己的伤痛，讲述和被倾听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和整合，对自身脆弱的承认和接纳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正是圣杯之意义。

就像佛陀的拈花微笑，在提问以及回答之中，渔王已经完成了自身的整合以及传道。只有和自性链接，首先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渔王才能从“圣杯的守护者”转变为“圣杯的传递者”，他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父亲。

而只有成为真正的父亲也才能从“父亲”的圣坛上离开。真正的父职不是扮演，而是和子女之间真实生命的相互照亮。

如荣格所说：“真正的成熟，是能够容纳对立面而不分裂。”父亲给孩子最大的遗产就像渔王对“圣杯”的传递，是一种身体力行，是爱和权力的创造性结合，是对真实生命中脆弱的接纳，是坚定而不失温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