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劳动”是性别与劳动研究的重要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情感转向”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思考“情绪”对人类自我和社会运作的重要意义。这其中包括将“情绪”视为一种劳动力，考察“情绪”的商品化对劳动者产生的影响。“情绪劳动”这个概念便以“情绪”作为一种劳动力为基础展开，其前提是劳动者的“情绪”作为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本，劳动者在商业化而非日常的环境中按照资本规定的准则来激发或压抑情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越来越多劳动者将自己的“情绪”出卖给资本，进行着“情绪劳动”。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这些工作具有了“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双重特征，而“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之间的关系，却是目前的“情绪劳动”范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引入专业性的讨论，提出“专业化情绪劳动”及其二重性的问题，融合职业社会学有关管辖权的讨论，从管辖权的视角来分析“专业化情绪劳动”的二重性，这个视角既包括了市场和国家等外部力量对于“专业化情绪劳动”中“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管辖权边界的形塑，也包括进行“专业化情绪劳动”的劳动者对于二者之间边界划定所进行的“边界斗争”。“管辖权”视角的引入，对于推动“情绪劳动”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视角的引入打破了过去“情绪劳动”专注于微观互动的分析，而将市场和国家等宏观力量与劳动者的微观互动连结在一起进行分析，从情绪劳动的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结构，拓宽了情绪劳动理论的延展性；该视角也将国家的角色引入“情绪劳动”研究中，弥补了过去“情绪劳动”研究关注资本而忽视国家力量的视角，并将“情绪劳动”从截面的静态分析，转向更加综合性的动态分析。

　　一、作为劳动力的“情绪”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是性别与劳动研究的重要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的劳动研究更多将脑力和体力视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而较少关注劳动者的情绪或情感面向，更不用说将“情绪”视为一种劳动力。在这些研究中，对于劳动者的假设是“理性的个体”。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假设遭到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女性主义者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M. Jaggar)认为，过度追求“理性”和“自主”，是“男性”自我的表现；因为性别分工中的男性往往无需承担生育和家务劳动角色，能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理性”等精神生活，而女性往往被期望照顾家人和承担生育、家务，被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投入“情绪”的劳动。在她看来，过度追求“理性”忽略“情绪”，并认为前者高于后者的观点，本身蕴含着性别不平等的危险。在女性主义者的反思下，“情绪”的重要性浮上水面，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所谓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 在“情感转向”中，学者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情绪/情感”对于人类自我和社会建构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不仅关注“知觉”（recognition)层面的“情绪”，还讨论深深嵌入人类潜意识之中的“感觉”（sensation)，并区分了“情感”（affect）和“情绪”(emotion)的内涵。在布来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看来，“情绪”（emotion）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层面，可以通过语言进行表达和认知，而“情感”（affect)则存在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无意识层面，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叙述和分析，还往往夹杂着身体的强烈经验。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情绪”和“情感”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但仍然有学者认为“情绪”偏向文化性和社会性表达，而“情感”偏向生理性和生物性存在。但不管如何定义，越来越多学者都承认了过去被忽略的“情绪/情感”与“理性”对个体和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重要。在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看来，“情绪/情感”不仅是人类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基础，甚至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受上述影响，劳动研究也不仅仅关注作为劳动力的脑力和体力，而开始将“情绪”也作为一种劳动力来看待。

　　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1983年的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文译名《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便是讨论“情绪”作为劳动力的重要作品。她在此书中讨论了当劳动者将“情绪”作为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资本家如何制定一套商业化的情绪规则，从而操纵和控制劳动者的情绪，以满足顾客的情绪需求。在这本书里，“情绪”也成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资本通过购买、操纵和消耗劳动者的“情绪”，从而获得增值的可能。资本所制定的情绪规则是为商业化的利润服务，往往与个体和社会的规则背离，这种背离造成了劳动者的情绪异化，即真实自我与被操纵自我之间的分离。霍克希尔德和乔纳森·特纳的看法类似，他们都认为情绪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资本购买和操纵劳动者的情绪时，必然涉及对劳动者自我的控制。这种控制往往通过劳动者激发或压抑某种情绪来完成，这种对情绪的激发或压抑本身也在消耗劳动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一旦资本所制定的商业性情绪原则与劳动者自我产生冲突，便会对劳动者的自我造成巨大负担，甚至损伤。霍克希尔德研究预见了后来大量服务业兴起中“情绪/情感”作为一种劳动力被资本所购买和消耗，以及所产生的对劳动者的影响。她在后来的访谈中也提到，她从两种“表演/伪装”中总结出来的概念——“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特指的是商业环境中资本操控下劳动者对情绪的激发和压抑，而非日常生活中个体自然的情绪流露。因此，“情绪劳动”的前提是劳动者的“情绪”作为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本，劳动者是在商业化而非日常的环境中按照资本规定的准则来激发或压抑情绪。在“情绪劳动”中，“情绪”和脑力、体力一样，是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也是资本从劳动者那里购买的、可以帮助其增值的特殊商品。

　　二、“专业化情绪劳动” 的二重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生产线的跨国转移、大众消费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服务业；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购买力也在逐渐上升，使得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使“情绪劳动”具有了新的特征，即由“专业”和“情绪/情感”所构成的二重性。“专业”和“情绪/情感”二重性的并存使大量服务业劳动成了“专业化情绪劳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务业提供的产品本身，不是具体的物质性商品，而是为消费者带来的良好情绪体验。也就是说，服务业的劳动者提供的是作为商品的“情绪/情感”，而这种商品的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情绪/情感”。因此，服务业中的大量劳动者都在从事着“情绪劳动”。这些劳动都具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劳动者将自己的“情绪/情感”作为劳动力出卖给雇主，从事“情绪劳动”；二是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professionalism)。尤其是以照料和护理为主要内容的照护劳动，既需要考取证照和接受培训，从而表现为专业化特征；又需要在服务的过程中满足客户的情绪需求。在劳动中的“情绪”和“专业性”两个因素，使服务业的劳动成了“专业化情绪劳动”。

　　但在这些“专业化情绪劳动”中，“专业”与“情绪/情感”之间是否存在张力？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服务行业中不同类型的职业，其对“专业”和“情绪/情感”的要求有什么不同？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职业，国家、市场和劳动者如何形成其“专业化情绪劳动”的不同形态？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情绪劳动”范式本身无法回答，原因在于：一是目前的“情绪劳动”研究仍然停留在对劳动过程中“情绪/情感”因素的关注，忽视了以“情绪/情感”为主要劳动内容的工作逐渐呈现的专业化趋势，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情绪/情感”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二是既有“情绪劳动”研究往往忽略“情绪劳动”中情绪与非情绪因素的边界，忽视了许多卷入情绪的劳动中仍然存在着技术等非情绪因素。基于以上两点局限，本文希望吸收职业社会学中对于“专业性” 的讨论，拓展出分析“专业化情绪劳动”的新理论框架，从而突破现有“情绪劳动”研究范式在分析“情绪/情感”与“专业性”关系上的局限。

　　分析“专业化情绪劳动”二重性的前提，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专业性”，其与“情绪/情感”是什么关系？职业社会学中有关“专业性”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启发。职业社会学中对“专业性”的定义，既包括某类群体对某种特定工作领域的占有，也包含一系列学术性知识，以及这类群体对某种职业道德所形成的共识。职业社会学关注某种职业背后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即某种“专业性”的边界是如何形成的，背后有什么力量形塑着这些边界。这些有关“专业”边界的研究为我们分析“专业”与“情绪/情感”的边界以及二者的互动提供了可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职业社会学内部分别出现了功能学派、结构学派、权力学派和文化学派来讨论“专业”边界的形成。以帕森斯和古德为代表的功能学派，认为“专业”的边界是自然形成且存在的，体现为某种职业人群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韦伦斯基和米勒森则比功能学派更进一步，将制度性力量视为“专业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认为从内到外的结构性力量，推动着某种专业的培训体系、规章制度、职业团体和道德准则形成，以及职业人群内部专业认同的确立。以约翰逊、弗里德森和拉尔森为代表的权力学派则认为功能学派仅强调制度性力量而忽略内外部权力作用是不够的。同时代以布莱茨泰恩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基于权力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关注“专业”文化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在对“专业性”形成过程的权力分析中，约翰逊和弗里德森认为“专业”边界划定背后既存在雇主的力量，也存在市场力量的介入。拉尔森强调专业化过程中，某些职业团体的前身，通过推动一系列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执照颁发制度和相关法律，来垄断服务市场中的收入机会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特权，从而巩固该职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但是，以上这些流派都不能回答有关“专业化情绪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即无法解释服务行业中不同类型的职业，其“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市场和劳动者在形塑“专业化情绪劳动”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功能学派过于强调职业团体的自主性，无法解释在变动和形成过程中的“专业”边界，而服务行业中各种职业之间的边界并非清晰可见，“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静态；其次，结构学派强调制度以及制度的排他性，但是服务业的各种职业往往嵌入在各种非正式制度之中，其“专业性”与“情绪/情感”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制度之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从制度内部往往无法全面地看待二者的关系；最后，权力学派和文化学派虽然可以部分解释国家、市场和客户在塑造服务业各种职业的“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中扮演的角色，但仍然无法探索“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边界的动态划定过程。因此本文将吸纳20世纪80年代“知识学派”阿伯特有关“管辖权”的视角，探索服务行业中各种职业有关“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边界的划定过程。阿伯特有关职业系统和“管辖权”的讨论，不仅融合了功能学派对于“专业自主性”的讨论、结构学派对于制度化的分析，以及权力学派和文化学派对于职业群体之间冲突和竞争的探讨，还突破以上学派的局限，将职业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作用、职业之间的复杂关系纳入了考量。下文将论述管辖权视角下对于服务行业中各种职业的“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关系分析的可能路径。

　　三、管辖权视角下的“专业化情绪劳动”框架

　　阿伯特的“管辖权”理论，突破以上职业社会学各个学说的局限，为我们构建“专业化情绪劳动”理论框架提供了可能。阿伯特有关“管辖权”的概念将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系统”；这个“职业系统”非常类似“生态系统”的动态变迁；这个系统内的每个职业，都像生物体一样经历“成长、分裂、合并、调试和消亡”；系统内，不同职业在系统中相互依赖，每个职业都是在各自管辖权下开展活动；但是不同职业有的时候也会像生物体一样出现冲突和竞争，争夺管辖权；“管辖权”既是不同职业在系统中相互依存和联系的“纽带”，也是不同职业之间冲突和争夺的“对象”，不同职业的发展正是在其对于“管辖权”边界的不断划定和确定的过程中进行的。“管辖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该职业工作所设计的相关专业“问题”的诊断、治疗和推理等“执业环节”，二是与这些诊断和推理相关知识的学术工作。在阿伯特看来，管辖权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结构，还是一种受社会承认的排他性权利。这种权利具有排他、控制和垄断的特点。阿伯特的视角和概念启发了学者对各种“专业”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在阿伯特理论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将国家和客户的角色纳入了分析框架之中，还发展出动态的分析视角。姚泽麟发现，国家的力量也会对职业的“管辖权”产生影响。刘思达对于中国精英商务律师的专业主义研究，则体现了市场中的客户对于律师职业管辖权的争夺。余成普在阿伯特有关“管辖权”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界工作”（boundary-work)的概念，从流动的视角来分析“管辖权”边界的变化。以上这些研究都在阿伯特“管辖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和客户这两个外部力量对于职业团体的“管辖权”边界的影响，也展示了职业团体“管辖权”边界被打破、跨越和重塑等一系列变化的可能性。这也为我们思考服务业中各种职业的“管辖权”边界提供了启发。

　　这些启发包括让研究者思考国家、市场等外部力量和职业群体本身如何共同塑造“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之间的边界。对于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来说，“管辖权”不仅包括对该职业相关专业技能问题的诊断、治疗和推理，以及相关的知识，还包括职业道德和情绪投入。因此通过“管辖权”视角来分析“专业化情绪劳动”，可以将“专业化情绪劳动”的“管辖权”操作化为“职业道德”“知识”“技能”（对专业问题的诊断、治疗和推理）和“情绪需求”几个方面，而管辖权边界的塑造既受到包括国家和市场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也受到职业群体内部与这些外部力量互动的影响。因此，“管辖权”视角下对“专业化情绪劳动”的考察，包括两个方面（见下图）。第一个方面是外部力量对于服务行业中各种职业的“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管辖权边界的作用。以照料为主要内容的家政工作为例，家政工作的“专业性”管辖权受到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形塑：首先，国家力量通过规章和制度安排形塑着该工作的职业道德，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家政公司也通过管理制度和培训项目打造该工作的职业道德，而以儿科医院和家政学校为主体的教育体系也在和国家、市场争夺对于职业道德的管辖权；其次，国家通过技能认证制度和证照发行制度来控制技能和知识的传播，而家政公司也在积极开发自己的培训项目，并试图影响国家的技能认证制度，并参与到证照颁发过程当中。梁萌对于家政工职业化的研究发现，国家和市场对于家政工“专业性”管辖权的控制往往是冲突和竞争的，二者对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形塑之间存在张力。除此之外，市场中的客户也会对“情绪/情感”管辖权的边界划定产生影响。客户会对家政工作提出情绪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会形塑家政工作中“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的关系。在“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管辖权的划界上，女性主义者们发现，性别和种族制度也会联合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形塑“专业性”与“情绪/情感”之间的边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度会联合国家力量进行管辖权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卷入“情绪/情感”更多的工作排斥出去，放置在次等位置。吴嘉苓对台湾助产士的研究发现，父权制度会重新定义一份工作的“专业”边界，往往将女性从“专业”的工作中挤压出去。从这里可以看出，性别制度联合国家力量，划定“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的边界，而大量女性被这些力量从“专业性”的边界排斥出去，纳入“情绪/情感”的边界之中。格伦的研究也表明，种族化的劳动力市场在形塑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和“情绪/情感”边界。格伦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护理工作的发展中，医院将计划和技术的工作与执行和情绪投入的工作区分，计划和技术的工作被视为“专业的”，而执行、体力和情绪投入的工作被视为“情绪的”“非专业”的，护理劳动也按照这些划分被分类：白人女性往往从事具有计划和技术的“专业工作”，而非裔女性则进入执行、体力和情绪投入的“情绪的”“非专业”的工作，因此护理工作中的“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的边界便受到了种族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形塑。

　　“管辖权”视角下对“专业化情绪劳动”考察的第二个方面是微观层面服务业中各种职业从业者与外部力量互动的“边界斗争”。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和国家会不断地通过影响职业道德、知识、技能和情感需求来划定“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的管辖边界，而父权制和种族制度也往往会和市场或国家联合来塑造二者的边界及其关系。但是，职业内部的从业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会参与到“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管辖边界的建构中。他们有的在微观的劳动过程中与市场和国家力量争夺管辖权，有的则主动地认同市场和国家所划定的界限。在家政工作的微观劳动过程中，可以看到家政工和公司对“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的边界控制权存在冲突，公司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来形塑专业的边界，但公司打造的边界往往被家政工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消解，而客户希望能够对家政工的情感付出产生影响，但家政工往往根据具体的情境，通过克制自己的情绪和主动划定情绪投入的界限来掌握对劳动中“情绪/情感”管辖权的界定。此外，从业者内部也会出现对于“专业性”与“情绪/情感性”管辖权划界的争夺。格伦对于护理工作的研究显示，以白人女性为主的专业护士，为了垄断护理技术和知识，维持自己的“专业地位”，往往“限制”那些非裔女性进入她们的“专业”领地，将她们限制在以体力和情感付出为主的辅助工作；这些白人护士群体还会主动控制实习护士的培训实践，避免这些护士通过培训来与自己的身份相提并论，而不同族裔女性之间在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管辖权边界的争夺，为医院管理层提供了机会，通过她们之间的分化来限制从属护理者的职业流动和薪资水平，并转移医生与护士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使护士屈从于医院和医生所主导的性别劳动分工。从这些研究都可以看出，从事“专业化情绪劳动”的劳动者，在与国家、市场、性别和种族制度的相互作用中，也参与到形塑“专业性”和“情绪劳动”管辖权边界的建构之中。“管辖权”视角下对“专业化情绪劳动”考察的两个方面，即外部力量对于“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管辖权边界的作用与劳动者本身围绕着二者所进行的“边界斗争”，都在具体的和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专业化情绪劳动”的二重性和“专业性”与“情绪/情感性”之间的关系。

　　四、被管辖的情绪：基于养老护理员的案例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以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养老护理员这一职业为案例，简要讨论如何运用管辖权视角下的“专业化情绪劳动”框架分析国家和市场对养老护理员“专业”和“情绪/情感”的“边界控制”，以及养老护理员在为老人提供照料时所进行的“边界工作”。此案例使用的是笔者2021年5月至今在上海开展的关于“长护险”社区居家照护服务中的养老护理员调查，资料包括对上海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条例和职业标准文件，22名“长护险”养老护理员（男性11名，女性11名）的访谈，5家养老护理机构中10名工作人员和10名客户访谈，以及2位政府官员的访谈。

　　首先，从“边界控制”的层面来看，不管国家还是市场，都将“尊老”“敬老”和“孝”作为养老护理员的职业道德，但从知识和技术上看，国家和市场却在争夺“管辖权”。这种争夺使养老护理员“专业”与“情绪/情感”的边界模糊且不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民政部组织制定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了五个技师等级和七项职业内容（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照护评估、质量管理和培训指导）。这些标准是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组织专家撰写而成，这些专家主要包括职业学院从事养老护理教学的教师。但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与市场对于职业技能的要求并不一致。受访的养老护理站表示，通过国家资质考核拿到国家颁发资质证书的“长护险”养老护理员，并不能让护理站和客户满意。护理员也表示，通过国家培训的各种职业知识往往在工作中“用不上”。因此，许多护理机构要求护理员上户之前，重新接受机构的培训，而这些机构所培训的知识和技能与国家的职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拥有自己培训系统的养老机构表示，他们会从海外引入养老护理知识和技能，而这些外来的知识和技能往往与国家制定的标准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型养老护理机构积极在市场上向同行推广他们的培训体系，推动他们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播，甚至积极影响政府部门，希望政府能将他们的培训体系纳入国家标准之中。在国家和市场对于养老护理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管辖权”争夺下，养老护理员所面对的是一个边界模糊的“专业性”。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市场的多元甚至冲突的知识和技能，往往充满矛盾和困惑。此外，客户对于养老护理的要求往往倾向于情绪而非技能。笔者在对客户的访谈中发现，那些能够自理的老人希望得到更多情绪支持而非身体上的照护，而这些满足老人“情绪”要求的工作内容，其“管辖权”主要掌握在客户手中。以上情况造成了养老护理员劳动中“专业”与“情绪/情感”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这种模糊的边界往往受具体情境的影响，也为“长护险”社区居家照护服务中的养老护理员提供了“边界工作”的空间。

　　此外，虽然国家和市场对于知识和技术“管辖权”的争夺，以及客户对于情绪“管辖权”的掌握，使养老护理员的“专业”与“情绪/情感”的边界模糊且不稳定，但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却使其“专业”与“情绪/情感”边界和性别不平等结构出现了重叠。养老护理员多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务工者，年龄在30—60岁，主要为女性。笔者于上海所进行的RDS抽样调查中发现，285名养老护理员中仅17名为男性。但数量较少的男性护理员在护理工作中主要被安排从事推拿、按摩和帮助老人移动等技术性的工作，而女性护理员在护理工作中更多被期待为老人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持。养老护理站在分配工作的过程中，往往将需要推拿和按摩等技术的工作分配给男性，而将情感和心理支持的工作分配给女性。男性所从事的这些技术性工作往往被护理站认为更加“专业”，而女性从事的这些情感和心理支持性工作往往被认为“不够专业”。一些客户对不同性别的养老护理员也具有不同的期待。客户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认为男性护理员对护理技术的掌握更加娴熟，而女性护理员则更加耐心，善于与老人沟通，所以在提出技术性的服务需求时往往选择男性护理员来完成，而提出情绪支持性的服务需求时倾向要求女性护理员来完成。不仅如此，在护理站和客户的认知中，提供技术性服务的男性护理员被认为更加“专业”，从而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而提供情绪支持服务的女性护理员则被认为“不够专业”，获得更少的收入和机会。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专业”与“情绪/情感”之间的边界。市场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联手获得了“管辖权”，根据性别差异划定了“专业”与“情绪/情感”之间的边界。

　　最后，虽然存在国家和市场对“专业”与“情绪/情感”边界的争夺，也存在性别不平等社会结构联合市场塑造“专业化情绪劳动”内部的性别分化，但养老护理员并不是这些外部力量被动的接受者。不同性别的养老护理员，根据照护的具体情境，与养老护理站、客户等外部力量互动，开展着“边界工作”。养老护理员常常在照护老人客户的具体情境中，遇到无法按照国家给定的技术标准或机构提供的技能指南来开展护理工作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依照老人客户的具体需求对“专业”与“情绪/情感”进行重新划界。例如他们希望按照国家标准为老人按摩、擦身，进行身体上的照护，但是老人脾气暴躁，这时候他们无法依照过去的技术标准来操作，而是根据经验先与老人进行沟通，从情绪上抚慰老人，再完成部分的照护工作。例如养老护理员们会在工作中受到一些老人客户的歧视，这些歧视也影响了他们具体工作的开展，他们便形成了不同的“边界工作”模式。一些护理员会采取“忍耐”的策略，进一步模糊“专业”和“情绪/情感”之间的边界，将“情绪”的表达和压抑也作为一种“专业”的技术进行“情绪劳动”。在照护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护理员将“忍耐”与“女性气质”建立联系，通过展演温顺和服从的性别角色来开展工作，而男性护理员则将“忍耐”与儒家文化中的“大丈夫”男性气质建立联系，通过强调“大丈夫能屈能伸”来开展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强调“专业”与“情绪/情感”之间的交叠，本身是养老护理员根据具体情境模糊二者边界的“边界工作”。其他一些养老护理员则会采取另外一种边界工作，通过划定“专业”与“情绪/情感”之间的清晰边界来避免自己的情感卷入。一些男性护理员在遇到老人客户的歧视时，会选择强调自己的技能来打造自身的“专业”形象，通过将“专业”和“情绪/情感”进行割离来开展工作。因此，面对外部力量，养老护理员的“边界工作”是丰富而多元的。根据具体情境中与客户的不同关系，养老护理员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处理“专业”与“情绪/情感”之间的关系。

　　结论

　　在服务业不断发展、内部劳动分工不断加强的今天，大量劳动者将自己的“情绪”作为劳动力卖给了资本，而资本通过制定商业化的规则来操纵劳动者的情绪，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着“情绪劳动”。当越来越多的职业卷入“情绪/情感”要素，其“专业性”和“情绪/情感性”之间的关系便凸显出来，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目前的“情绪劳动”分析框架可以解释，也非已有的“专业性”分析可以涵盖。本文尝试将“情绪劳动”的分析视角与“专业主义”的分析路径进行融合，提出“专业化情绪劳动”这个概念，通过将职业社会学有关“管辖权”的讨论引入对于“专业化情绪劳动”二重性的讨论，发展出一个在管辖权视角下分析“专业化情绪劳动”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专业化情绪劳动”的二重性既包括了“专业性”的管辖权，也包括了“情绪/情感”的管辖权。“专业性”的管辖权包括与该职业相关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能；而“情绪/情感”的管辖权则包括对这个工作的情绪期待、要求和投入。“专业化情绪劳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管辖权边界划定过程，这个边界划定过程不仅包含国家和市场等各种外部力量对于“专业性”和“情绪/情感”管辖权的控制，也包含了进行“专业化情绪劳动”的从业者在与这些外部力量相互作用中对二者管辖权的争夺。在“专业化情绪劳动”中，“专业性”和“情绪/情感”之间的边界和关系是时刻在变动中的，这些变动中的形态受到具体情境下各种力量作用的影响。“管辖权”视角的引入，对于推动“情绪劳动”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从霍克希尔德开始，“情绪劳动”的研究都集中在劳动者与雇主和客户的微观互动之中，而疏于考察这些微观互动与更为宏观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管辖权的引入将这些微观互动与国家、市场等更加宏观的力量建立了联系，从情绪劳动的微观层面拓展到其背后的宏观结构，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看到情绪劳动背后的结构力量，还拓宽了情绪劳动研究本身的解释力和延展性。其次，“情绪劳动”理论源于西方，更多关注的是情绪的商品化与资本对情绪的操纵，但西方的国家力量较弱，其对情绪劳动的影响往往在研究中被忽略，而对于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区，既往情绪劳动的研究无法解释国家在情绪原则制定和劳动者压抑或流露情绪中发挥的作用；管辖权视角的引入可以让研究者更好地分析国家在界定情绪边界中扮演的角色。最后，“管辖权”的引入，解决了传统情绪劳动研究无法解释的“专业性”与“情绪/情感”的二重性问题，为分析“专业化情绪劳动”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过去的情绪劳动着重于截面的静态分析，既无法解释“情绪/情感”的边界形成问题，也无法解释大量服务业劳动者中“专业性”与“情绪/情感”之间的关系，而“管辖权”视角的引入，将“情绪劳动”的分析转向一种更加综合性的动态分析；这种动态分析通过关注劳动者与市场、国家等外部力量基于“情绪”边界所展开的“边界斗争”，以过程分析的方式拓展了“情绪劳动”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力。综上所述，“专业化情绪劳动”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为跨越职业社会学与性别劳动研究的边界，更加全面、动态和深入分析不断发展的各种服务型职业和以这些产业为基础进行的经济运作提供一种可能。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