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请她谈一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她积累了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曾访谈了200多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学术研究材料都是基于数年的访谈、师生交流对话、学生成长自传、学生课程作业等。

她曾写道：“教育真正磨砺人的惯习，培植人的性情，而人的性情、一代人性情，一国民众的性情，决定制度真正的血脉气息。我们的教育涵养何种惯习，既潜移默化，又立竿见影地决定着社会的好与坏、民族的盛与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教育焦虑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父母对子女教育有许多期待，公众对教育也有许多批评，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云杉：一些教育方式形成了一个“悬浮的管道”，这个管道就是要把人从这边拔出来拔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给他一个想象的、遥远的却可能是空洞的未来。他们对远方的幻想远多于对近处的关切。

教育，我认为重要的是培植根系，一定是根基在下，向下用力筑基，而不是一味拔苗助长拔尖，丧失对近处真实生活的感受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么这个“悬浮的管道”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刘云杉：我们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学生简历都好看极了，我会让他们讲讲本科的哪门课你印象最深，哪本书你印象很深，有机会再追问有没有独特的感受。有的学生会回答“没有”，即便有，独特的感受非常淡薄。这背后是经验的匮乏，成长的匮乏。原本生活体验被一些学生处理成为“任务”，一件件事项；一方面是生活状态的任务化与事件化，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信息化，他（指代受教育者）能把逻辑给你，把碎片的信息拼图化呈现，但内在的情感之流，内在的经验之流枯竭了。他日常所动用的多是智力层面，动心、动情的部分特别少。

很多人脑袋像装了一个庞大的GPS系统，这个系统抽象且发达，同时他的手和脚的能力却很弱，可以想一想，一个硕大的脑袋压在一个羸弱的身躯上，他如何能走出自己，目中有人，眼中有事？学会和人打交道，能进入到切实的事情中，在做事中磨砺自己的性情。

刚才说把教育比喻成一个根系的发育，他要了解近处，比如说父母、家族、社区，会有切实的了解、关切、感情投入。如果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体系化的系统中，学校被建构成一个层层选拔的封闭的管道，无论如何扩招，如果内部的高淘汰过程没有滋养他的身心，只是作片面的训练，那么，这样的高选拔高淘汰模式中，少数的成功者身后是多数的失败者。

我一直在批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有一些理念是有误导的，譬如以学习替代了教育。今天强调个体的学习能力。个体的学习能力直接关联的是就业的能力。这一理念把经济的问题、社会公平的问题转嫁给了个人，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的就业能力不行，是因为你的学习能力不行。新自由主义把结构的问题个人化，你要被炒了失业了，是因为你的学习能力不够，是因为你适应不够。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么被从“管道”中拔出来的这些优胜者有什么特点呢？

刘云杉：我曾写过一篇《拔尖的陷阱》，呈现了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上小学前，我就可以轻松读报、读无插图的格林童话，计算四位数进位错位加减法，背乘法口诀，掌握了勾股定理。小学二年级我开始系统学习奥数，三年级学习初中英语，五年级学习初中数学，六年级学习初二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备古诗词。”

可是，这究竟是超常的学习能力还是超前的学习节奏？若干年后，这个被称作杨“抢跑”的孩子确信自己并不是超常儿童，她不过是一个早慧且听话的孩子，她习惯了超前学习的各种甜头：长期保持绝对领先的优势，在班级始终处于领导者地位，成长中与外界建立了“正反馈”——只要学习好，就意味着老师的信任与赞赏，容易获得学校的各项荣誉，甚至有批改同学作业的特权。一路超前学习既是她成功的法宝，也是她的成长惯习，课堂学习新知对她而言是复习，教学反应快，课堂参与度高；在同学遇到新题型时，她已经驾轻就熟。

这样的超前学习并非没有代价。教学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学习既要尊重知识内部的逻辑，也要尊重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杨“抢跑”总是忙碌于新一轮的超前学习，她校内的自主学习、独立探究高度依赖校外培训。她反思自己，在高中之前并没有真正学会学习，解题的套路和学习的思路都是各式辅导机构提前灌输的，既未深入理解知识的原理，也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只熟悉辅导机构提供的例题。因此，“知识的领悟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长期停滞不前，学习并没有捷径”。

“早一步，赢一路”，抢跑现在已不再是个别人制胜的秘密，多数人都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

之前的教育更像农业的生长模式，需要土壤、肥料，植物能够比较好地成长；现在很多时候是军事模式+工业模式，一方面是进攻且获胜，另一面是既定的流程、严格的标准，统一的规格；两者奇妙地集合在一起。有些人很享受，有的孩子就喜欢考试，因为考试能证明自己，能享受成功，能碾压别人；但多数时候是为了避免失败，害怕被碾压；主导性的心理动力是争取成功的积极动机还是避免失败的消极动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竞争的胜利者能够进到名校。

刘云杉：选拔制度青睐“拔尖”人才，有“拔尖”就有“掐尖”。学习没有捷径，选拔却有。

竞赛生进入大学后两极分化现象很严重，既有学术兴趣浓厚、天赋过人者，他们不仅有耀眼的短跑速度与爆发力，还练就了适应艰苦学术长跑的实力，以及不急不缓与知识相伴的习惯与心态；也有不适应者，智力成就被夸大，偶尔领先替代了系统的学习以及意志的磨砺，缺乏备战高考所培养的时间管理能力、情感控制能力以及坚强的意志。天赋极为娇弱，需要精心保护与谨慎训练，过于自信极易导致轻视大学的学习，若加之学习方法和学习心态不适应，几门课程未考好就会让人消沉，进而逃避到游戏之中。

究竟是如鱼得水还是如鱼离水？你应该在合适自己的水域里，你可能是一个比较自如自在的状态；如果在一个不适合你的水域，你的难受是可想而知的。这是学科对人的挑选，也是个体与知识、专业之间的“选择性契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人从小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与同龄人竞争，不是每个人向上生长，而是平层比较。

刘云杉：孩子信任学校、尊重老师，老师给学生很大的影响，同学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成长资源，相互影响，这是学校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东西。但是在一些学校里看不到这种正常关系了。

在高度竞争的个人主义背后是某种自恋，自恋其实是一种胆怯，他根本就走不出他自己。用“镜中我”来构建自我认知，虚实难分，活在镜子以及镜子后的目光之中。这些镜子就是他人的眼光与评价的指标。评价指标一开始就是“我是什么”，我在老师的眼里、在社会的眼里都是什么，从小到大一直活在这样一个镜像当中。所以他非常敏感，对绩点敏感，对所有评价指标敏感，镜像中的总是“似真”——假的比真的看起来更完美，这样的“似真”既容易构成对真实自我的霸凌，也容易转换为一种“慕强”心态，永远只是看比我强的人。

这样既难平实地认识自己，也难勇敢地走出自己，真诚地走向他人，相互之间建立的稳定的、具体的关系。现在一些年轻人中有各种“搭子”，饭搭子、酒搭子，还有打羽毛球的搭子。搭子是以事为中心，友伴是以人为中心，这很不同。如果是搭子，可以吃饭跟甲去，看戏跟乙去，打羽毛球跟丙去，如同恒定的生活状态被事件所切割，明确的关系形态被基于事件的“搭子”所置换，生活碎片化，情感也碎片化。

有学生告诉我，老师你不知道吗，还有情感搭子。这让我很疑惑，如果和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去倾诉情感？同学说只有和不认识的人才能倾诉情感，比如说你失恋了，或者说你有什么苦闷，和一个陌生人更能倾诉，如同倒垃圾，倒完了，就走了。如果在熟悉的人面前倾诉，说完再见面会很尴尬。

这是我最近极其突出的感受。这些学生其实内心非常封闭，对环境高度地敏感且不信任。

我们一直强调“自主学习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地学习，每一段经历对他来讲都是他的履历，他经营着自己的指标，经营自己的各种东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学生如何继续保持优胜者的位置呢？

刘云杉：我听过一个学生讲他的“控分策略”，他的英语本来非常好，他分班应该在A班，他却有意把分层考试只答80%的题目，成绩肯定不会特别好，他被分到了B班。他预估到B班绩点一定会特别高，最后他发现，很多同学学得都特别好，不在他之下。一考下来他还是只有84分，还是在正态分布线上。这就是说明，“控分”不是他个人的策略，而成为某种群体行为。

我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掌控的反噬：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者》，培养“自主学习者”是近20年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的核心目标，但在实践中这一培养目标有时却异化为了“自我监控的学习者”。他们长于迁移但疏于专业知识、惯于反思但极少沉思、注重掌握技能但缺少丰厚学养，在适应快速变动的世界之余，失去了与世界的共鸣，失去了成长的开放性与经验的丰富性，最终导致在掌控目标的训练中反被目标所掌控。陷入“忙”“茫”“盲”的困境。

“茫”——外部目标缺失，自主目的迷茫，内在价值虚无；又用“忙”与“盲”来逃离“茫”：他们为何既逃离又深陷“茫”？这一悖论在于他们对外部导向要求极高——用竞争性的“忙”以提升标准，用群体性的“盲”以明晰标准，既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独有的使命。

在很多年轻人的成长中，外在的目标如何替代了内在的目的？今天的学生为何如此在意评价与考试？在大学教师看来，评价不过是检测知识掌握、能力获得的辅助手段；在学生这里，评价却构成目标本身，试题、学案替代了书本与知识，学分绩点锁住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想象力。在绩点之外，学生们还要忙于积攒能力证书、经营项目履历、熟悉不同赛道的通关规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这种目标导向下，一些学生可能成了不断估价的商人，锱铢必较分分必较，那么学校遇到了什么问题？

刘云杉：今天教师很难。我们的教改理念说得很好，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站在学生后面，只有当学生有困难求助时教师才出场，教师不过是学生成长的“脚手架”。

学与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盛行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由学习者的兴趣、选择与权利等系列主张构成，强调将学习者从“教与学”中松绑、从教育关系之中解套出来。

将“学”从“教”中摆脱出来，“自主学习者”的意象被建构出来：只要信任、鼓励学习者，解开其被捆住的手脚，成功的学习好像就自然而成，这是一个蛊惑人心却有悖常识、缺乏经验感的判断。自主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养成，“自主学习者”是教学的目的而非学习的前提。教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教人自主”——教在前，自主在后，“教”是为了“不教”，从师受教、因学习获得自主，既是严肃、艰苦的自我探寻，也是科学、审慎的教育艺术。

事实上，过去20年间，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和项目超市，以及不同成长赛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教育生态，由此也带来诸多弊端：其一，学校内部以学替代教，知识认识化、教学活动化，教师角色被弱化，学校的边界、教育的权威被消解；其二，家长主义兴起，“母职经纪人”出现，精明的家长不仅为学生规划学习内容，还会替其选择教师甚至选择同伴；其三，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选择”与“效率”，既成就了学习经济的巨大利润，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空洞化。“双减”政策之后，学生重回学校。

教育是一门科学。学校不只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场所。学校自诞生伊始，就意味着要建设一个道德环境，因为它要接管的是“完整的人”，学生要在学校里找到成长所需要的一切；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任务要高度集中，要对学生灵魂的至深至隐之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故而不能放任学生将其精神与能量以不同的方向分散开去，而是要汇聚在同一个目标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面对这么复杂的教育问题，如何改进呢？

刘云杉：把教育带回来，重建学校生活，重建共同的教育生活。带回日常，带回具体的连结与关系之中。在学校里面要有教育，不要只有学习。整个教育背后的价值，我认为它还是（要）扎根的，培植具体的知识技能，不是抽离的，不应该是一个悬浮的管道。

人的培养应该是完全人格的培养，完全人格背后是我们的教育方针里面的五育并举。每个学生背后是家长，是社会，他从社会中来，他要到社会中去。美育和劳动也很重要，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单一发展。

乐教特别重要的，就是性情陶冶，形成他那种内心的节奏和灵魂的节奏感。美育也是这样，其实教育最深刻的是影响人的性情，理智上面的知识多点少点，没那么重要。价值观的考验，不是日常的表述，而是危机时刻自觉地，甚至下意识地担当，这是因为美感与乐教已经渗透到他性情当中去了，深刻地镌刻着他内在的精神品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想问个比较纠结的问题，教育焦虑能够破解吗？

刘云杉：教育焦虑很多时候是家庭的焦虑，是为人父母的焦虑。讲到教育焦虑的破局，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是希望子承父业还是子不承父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温情的表述还是尴尬的逃避——“我害怕成为你”？

对农村的家庭来讲，“苦中苦”的父母托举出“人上人”的孩子，他的托举就是要子不承父业，让他离开父母。城市中产这些“学一代”“学二代”，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现在更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更年轻的80后父母，非常相信所谓的专家主义、科学主义，不再相信自己，相信专业，花钱来减缓自己的焦虑，“别的孩子打高尔夫，我们怎么能在街边去踢个足球？”

今天“子承父业”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例外，“子不承父业”是常态。安顿身和心是很重要的部分，如果父母托举自己的孩子，最后让“人上人”的孩子来鄙夷自己、看不起自己、离开自己，这样的一种家庭情感是不顺畅的甚至是乖戾的。在这背后，你会看见：厌倦和讨好、内疚和责任、背叛和继承。这个背后构成了彼此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什么是亲人？我喜欢梁漱溟的说法：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社会转型不仅是一个生产生计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问题，是我们的身心到底怎么安顿，我们的情感到底如何抚慰的问题，这都反映在了家庭的养育中。

过度的知识干预，导致家庭朴素自然生活的扭曲。家庭其实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家庭生活不断被挤压。中产和中上产家庭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子承父业”，或者要让孩子维持和自己大致相当的位置。这并不是一件自然和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提早布局、精心规划和专业咨询，因此养育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投资。

这背后既有对专业话语的迷信，也有资本力量的侵占，朴素的家庭生活在这两重力量下不断被侵蚀。父母用钱解放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用对专业权威的迷信既缓解又制造着自己的焦虑。过度知识的干预到底是阻碍还是助力？家庭养育背后交心的、自然的交流在逐渐减少。

比如，一家人徒步，或者说是互相共情、共同看展、有一项共同的爱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是像你的，而不是要把他交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一个小家庭怎么融入一个大家庭，或者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这是需要全家人在一起，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理解共情、共鸣。这是一个家庭正常的伦理实践，是情感流露、是最贴己贴心的。它应该自然地发生在健康明理的家庭生活当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会一直持续呢？作为个体，又如何来认识教育呢？

刘云杉：既是阶段性，也是持续的，教育就是在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中进步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设计，都是且走且行的试验，这是教育的实践感，有时进两步退一步；对过程要有耐心，因为是集体的实践，因此听听各方的意见，谨慎评估得失利害。

现在一些学校还面临一个问题，信任的缺失，很多学生不信任老师和学校。老师在这里面非常谨慎，看什么样的学生可教，什么样的学生不可教。对，是可教他认你这一套东西，而且教育的发生如同幽暗的光，意味着你要用心去找，用心找，你才能找得到；只有安静、专注，凝神，你才能听得到那个声音。

整个文明传承（之光）大多数时候都是那种幽幽微微的，不是很强的，是要用心才能感受的。我认为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专注做好一件事很难。

文教秩序、生活秩序、审美秩序、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秩序都是由教育来奠定的。理智的秩序，接人待物之道，为人处事的分寸，这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道。如果我们学校生活中没有了这些内容，只是一个个漂亮的指标，给孩子们一个碎片化、拼贴化的世界，这个悬浮管道的终点吐出的都是“封闭的”“贴满指标的”“等待兑现的”“自主的”“独立的”猎手，哪个机构与群体他都融不进去，所有的都是他短暂的跳板。

过去的稳定中有重复、低效与无聊；当下的流动中有自由，有焦虑，有紧张；如何更松弛一些，宽和一些，让一些有趣的念头，有意思的实验能生长出来，我们的心灵需要滋养才能健康，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宽和中才能发育得更健康。

健康的社会孕育健康的心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04月24日 07 版